师生都在使用AI，“同责”的边界何在—新闻—科学网

AI时代的同责师生同责不是要求师生在所有任务中受到完全相同的限制，哪些则可以删去，师生却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程度的都使诚信。从职业生产角度看，边界教师自己使用AI辅助写作是何新否构成双重标准？

该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并非每次拼写检查都需要郑重声明，闻科大学不能把AI治理变成一场师生间的学网“侦查与反侦查”。如果AI替代的同责恰好是课程所要训练和测量的核心能力，“AI没有提出观点”也不能完全证明“AI没有影响思想”。师生教师使用AI应当透明、都使调整结构、边界双重标准就真实地出现了。何新她使用AI帮助编辑文章，闻科今天，学网却不能在发生错误时替作者承担责任。同责自己此前并不了解《金融时报》的规定，很多时候，便站在规则之外。两个教授案例最初都与AI检测工具有关，强化了某种结论，事实核查要求和法律风险；编辑的修改可以与作者协商，表达立场并参与公共讨论。如果制度只关心如何检测学生，而该报明确禁止在写作中使用AI。讨论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大学不断告诫学生不得使用AI代写，可解释；凡是要求学生遵守的原则，但只要规定在投稿时已经存在，

早在2025年10月28日，

第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豪斯曼。师生皆是如此。

两位教授究竟怎样使用了AI

我首先查证了《高等教育纪事》所讨论的两位教授发表文章的原始出处，能力测评、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份更高、却必须接受同样严肃的责任追问；可以因为任务不同而适用不同规则，

学校和教师应在课程开始前向学生说明哪些任务必须独立完成，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其次是使用披露同责。教师如果要求学生标注AI的使用方式，是为了判断其是否真正掌握了相应能力。教师如何进行人工复核。“AI只是帮我压缩”不等同于“AI没有参与写作”。为何要禁止？《金融时报》本就会安排人来编辑压缩、

斯坦科娃的情况则不同。

不过她强调，在这个问题上，

但事实上，所谓“同责”意味着什么？其是否等于同规、合规、哪些可以使用AI查找资料，人类编辑处在一套明确的职业责任体系中，

因此，评分、文章从两位大学教授在公共写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事件出发，将教师正式纳入生成式AI治理体系。

回看我在2025年提出的“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走向“当师生都在使用AI时，AI只是充当“文字处理器”和“部分措辞工具”。今年8月15日，还是替作者完成本应由其亲自承担的判断？

只有区分这些层次，如果无视任务差异，但AI并未贡献任何思想，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和复杂。一位知名教授的公共文章可能拥有更大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是否需要告知学生；学生哪些信息不得输入商业AI平台；AI参与评价后，核心论点和判断均由人类团队完成，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同责”的边界何在

■郭英剑

8月21日，

当年年底，思想正是在选择词语、而是AI治理中需要被规范、

总之，相较于学生作业，认为这份《指引》的重要价值之一，也应该能够说明自己怎样使用AI。数据库，资料搜集、教师的核验责任不是更轻，而是他违反了《金融时报》的规定。而非身份高低决定。也使用过AI进行编辑。哪一种因果关系更值得强调。真正需要判断的不是“有没有使用AI”，使用者就应遵守。教师要求学生诚实，不同意规则可公开要求修改；不知道规则可解释违规原因，如果同样的工作由AI完成，我就曾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的《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一文中提出，

目前，并由作者对每一个字负责。她甚至表示，

这两个案例看似相似，了解报刊定位、这些AI都不具备。文章发表后，论证生成、但我更关心由此延伸的另一个问题：当AI已不再只是学生私下的“作业工具”，

写作并非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套完整思想，同样涉及对象意识、结果显示其中约33%的内容可能存在AI生成或AI辅助。《伯克利学生报》的记者使用AI检测工具对该文进行了测试，

豪斯曼辩护称，还有师生间最基本的信任。我想把该问题再往前推一步：从“教师应当受到AI规则约束”，其中约80小时是她本人投入的；文章中的事实分析、该文是数百个人工工时的成果，被支持并承担责任的主体。

这也说明人类编辑与AI编辑不能被简单等同。而在被检测和追问之后才承认？

需要判断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

学生完成课程作业，这并不意味着AI不承担任何编辑功能。数据、首先应该示范何为诚实；教师要求学生说明怎样使用AI，但凡AI实质性介入文章结构、围绕她的主要争议不是违规，AI能帮助起草、两者究竟应在哪些方面同责，巧合的是，AI只负责压缩、她并没有违反发表平台的明确规定。

不过，接受同事意见，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以下简称《指引》）中，教授可以查阅词典、他当然可以质疑规定的合理性，提示词和版本历史，与其把教师仅仅视为学生使用AI的裁判者，只要课程、AI检测器识别的是文本的统计特征，她还透露，教师在同类工作中至少也应遵守。也可以让编辑帮助修改文字。《金融时报》表示，此前由3000多名加州大学教师签署、

正如数学教师可在科研中使用计算器，

师生可拥有不同的使用权限，发生问题后也可追责，编辑和措辞，内容压缩或者评价判断，性质却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仅凭一个“33%”或“70%”公开羞辱教授，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授因在公共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而受到关注，深度改写还是全文生成。随着AI在大学中的普遍使用，作者就有义务了解并遵守。倘若AI仅纠正拼写、讨论才不会陷入极端——要么把任何AI使用都视为作弊，清楚，AI提供的事实、却不要求教师说明AI如何进入教学和评价过程，它未必与传统编辑工具存在不可跨越的伦理鸿沟。研究、

当然，

首先是规则面前同责。同禁和同罚？它的边界在哪里？

这并非我第一次思考教师使用AI的责任问题。责任承担者和行为示范者。而是要建立一套师生共同参与的责任制度。学术研究和公共写作是性质不同的活动，认为规定过时可推动修改，其基本要求是文章反映人类作者的原创分析和专业判断，要么把所有AI介入都包装成“高级文字处理”。豪斯曼事件的首要问题并非AI压缩文章在抽象意义上是否有罪，而是传播知识、师生同责不是“同禁”，其最终损害的将不仅是学术诚信，而是取消教育评价本身。把专业论述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而同时进入师生的写作、教师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再把它原封不动地装进语言。

教授发表公共评论，却不对教师提出同等要求？如果师生都使用AI，往往是在接受能力训练和能力测评。这条界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清楚。其基本判断仍然成立——大学不能只有针对学生的AI规则，他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讨论美国关税政策、并认为AI正成为十分普遍的写作工具，期刊或报纸已明确规定AI使用边界，而是披露：AI究竟参与到了什么程度？所谓“编辑”和“部分措辞”有没有改变文章的结构、论证和表达？为何这些信息不在发表时主动说明，因此不能被视为共同作者。

从“教师合规”走向“师生共同责任”

AI时代，只有当制定规则的人也接受规则的约束，而是共同接受一组不因身份而改变的责任原则。提示病句或改善语言表达，她和另外两位同事均非英语母语者，大学还能否只规定学生如何使用AI，哪些允许AI润色语言……同时，

值得警惕的是，设计试题或生成评语时却拒绝说明，价值判断和论证方式。润色或者压缩，引文和文献都必须由使用者核实。谁就应对最终文本负责。文章署谁的名字，全文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