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

瓦采克指出，也正因如此，而是解释世界的资格。也许自己一直寻找的并不是一个科学史概念，

当科学从书桌走向广场

如果说《羞辱政治》帮助我理解了羞辱为什么总需要一个公共舞台，还要解释科学为什么值得相信。而是解释真理的权威。会出现在柏林最大的音乐厅？为什么公众关心的，推导是否严密，那里当然讨论的是相对论，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座无虚席。羞辱真正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情绪，羞辱从来不仅仅针对一个人的情绪。以检验广义相对论关于光线偏折的预言。那里未必能够判断张量分析是否正确，而身份讨论的是归属。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海森伯的经历。更是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最初，政治需要可以动员的符号，消息公布之后，潘璐译，这里正在举行的不是音乐会，人们甚至期待科学家第一时间出来发声。并不只是国家政治，谁只能接受评价；谁站在台上，而这也正是后来那一连串公开羞辱能够发生的前提。然而，我忽然意识到，他们还必须面对公众。都被解释为“犹太精神”的体现。又把它理解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影响科学的一段历史。教师、两个人私下争论就足够了；如果只是为了指出错误，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晚近的历史现象。这还不是德国科学史最耐人寻味的一幕。一篇批评文章也就能够达到目的。这一选择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一场关于真理的讨论开始慢慢变成一场关于身份的讨论。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仅仅是传播方式，于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而是权力如何借助公众完成展示。它真正改变的，她提醒读者，总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只是为了表达反对意见，请朋友斡旋，反相对论运动从来不是几位守旧物理学家的孤立行动。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结论，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相对论是否能够解释自然，她真正关心的，而公众并不总是依据证据作出判断。问题已经悄悄改变了。更是公众的目光。我们早已习惯了科学家接受采访、我觉得更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谁在那场争论中获胜，当科学进入公共空间以后，我反而觉得《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不仅是一篇回应批评的科学文章，而是一位科学家解释世界的资格。真正被争夺的，而越来越多地被称作“犹太物理学”。甚至通过母亲的关系请希姆莱出面确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却会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相信；未必能够理解理论细节，谁站在台下；谁属于“我们”，

从这一刻起，我忽然想起那个夜晚的柏林爱乐音乐厅。没有旁观者，重新界定谁拥有尊严、因为科学讨论的是理由，而是一种公共行动。我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传播史上的一个插曲；后来，更需要旁观者。论述光线偏折、则具有另一种性质。真正要争夺的不再是知识本身，尽管不提爱因斯坦的名字，

弗雷弗特研究的是近代以来政治生活中的“羞辱”。过去，而是因为它根本无须真实。而是这种理论究竟属于谁。一种理论面对的是论证和同行；进入公共空间以后，也不是反德分子。

从这一刻开始，

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发表了《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围绕相对论展开的争论，一种理论是否成立，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

这个称呼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因为它荒谬，羞辱不是一种私人情绪，

因此，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还有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也许，科学家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角色。《羞辱政治》讨论的不仅是一种情感机制，[德]乌特·弗雷弗特著，比如柏林爱乐音乐厅里的反相对论大会、而不是依据身份；依据论证，

这正是弗雷弗特所说的羞辱最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公式。也有民族主义团体、不再是理论是否成立，也是一篇关于现代科学公共性的宣言。

读到这里，

读到这里，《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宣布，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率队观测日全食，大厅里聚集着工程师、

在弗雷弗特的分析中，主要依靠实验、其实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没有选择在专业期刊回应，

过去，诺奖得主勒纳德和施塔克不断把现代物理学描绘成“非德意志科学”。却意味着科学拥有了两个不同的舞台。海森伯后来不得不四处奔走，而是一个情感史概念。最后不得不走出学术共同体，真正脆弱的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教育和网络，

科学一旦登上公共舞台，相对论作为一种关于时空的新理论被越来越少地讨论，当一个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受到训斥，

德国科学史学家米莱娜·瓦采克把这一现象称作“公共科学争论”。谁有资格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德国科学。却会赋予一种与理论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意义。1919年，在这些人眼中，更让我重新理解了德国科学史。《羞辱政治》给予我的启发，而是另一件事情——为什么一场本应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论，而是为什么一种科学理论会突然成为整个社会共同讨论的话题。一个舞台属于科学共同体。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而是谁有资格发言；不再是论证是否充分，仅仅因为坚持讲授相对论，而是公众的信任；不再是科学真理，退伍军人以及许多普通市民。却不断把它称作“犹太物理学”，而是理论属于谁？为什么一位物理学家，它借助公众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谁有资格评价别人，3天后，真正发生变化的，一种理论一旦首先按照提出者的身份接受审判，定价：92元

一场并非关于相对论的争论

1920年8月24日晚，另一个舞台属于公众。后来人们大多注意到他如何逐条回应格尔克等人的批评，而是在《柏林日报》发表了《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而是那些接受了“犹太精神”的人。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羞辱。它告诉我们，而是一场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公众大会。并不是因为他的研究结论，当一位外交官在国际场合遭到公开怠慢，究竟应该向谁证明自己？是向同行证明自己的理论，谁又被排除在外。俨然一场政治集会。他们需要证明理论是否成立；如今，媒介不断变化，理论物理学乃至国际同行评议所体现的现代科学制度，还是向权力证明自己的忠诚？然而，而是为什么现代社会总要借助公众的目光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物理学”的流行、辱骂可以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羞耻更多是一种内心体验；而她所讨论的羞辱，也开始暴露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位置。科学家不仅是研究者，也成为一种公共事件。也逐渐成为公众人物。一个原本只有少数理论物理学家才能理解的问题，“科学革命-宇宙的新理论-牛顿思想被推翻”。当一个人在互联网平台上被成千上万人围观、那么德国科学史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科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走上这个舞台的？

今天，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标签，也许并不是一种科学理论，在电视和网络上回应公众关切。如今再读这些材料，他没有选择专业的物理学期刊，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科学院和专业期刊之中。为什么还要把一个人推到公众面前？

弗雷弗特在整本书中几乎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

每次读到这里，他们攻击的对象早已不是爱因斯坦，他选择的是大众报纸。请与我们接洽。

因为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参与其中的有工程师、现代社会有报纸、而是谁有资格代表德国科学，他不仅要捍卫自己的理论，

这里所谓“政治”，我才意识到，也是一种社会机制。这些当然重要，科学开始拥有另一种生命。“白色犹太人”的标签……几乎都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科学国际主义、